我国将逐渐提高核电技术的发展 多领域普及核辐射检测仪

发布时间:16-08-30 17:55分类:行业资讯 标签:核辐射检测仪
核能作为一种安全、可靠、清洁、经济的新能源,将会是我国乃至全球能源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核能也具有能量密度大和反应速率快的特点,一旦失去控制将会对生态及民众造成巨大伤害。近日,有一则报道引出巨大的舆论浪潮。经公布一起前不久查获的海鲜走私大案,一走私团过近两年来走私帝王蟹等高档海鲜5000余吨,案值达2.3亿。其中部分海鲜产自受核辐射污染的日本福岛附近海域,被“换装”后运往境内!2011年日本地震后几乎所有*都禁止进口福岛附近海域海鲜。网友纷纷评论:“事关民生,国法不可儿戏!为了一点利益*危害自己的同胞,太可恶了!”、“希望核辐射检测仪可以普及。”据悉,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关于核辐射污染海域以及海产品的新闻一直屡见不鲜。我国广东广州海鲜市场也因此受到重创,不少市民因为担心海鲜有辐射不敢购买。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位市民坦言:“日本的核辐射污水排放到海洋里,我们担心的是即使是国产的海鲜也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站出来给一个答案。简单地描述,假如市民到市场买鱼,*要看到这条鱼的相关核辐射检测证明,是安全的,我才能买。”对此,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广州市农业局等政府单位回应:对海产品生产环节的核辐射检测目前由*局统一部署,他们没有*立的检测力量而在此次事件中,有关部门也未公布这批海鲜是否受到污染,辐射是否超标。正因为如此,引起了群众更大的恐慌。那么核辐射检测真的这么困难吗?辐射的检测一直以来都是环境监测的重点,但是由于核辐射监测检测性较强以及检测仪器仪表较为昂贵等原因,核辐射监测检测的执行工作似乎一直没有落到实处。究其更本,还是中国核事业起步较晚,相较于美国、俄罗斯等*,中国的辐射环境检测系统也比较落后。1994年9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38届大会上,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在内的38个*共同签署了《核安全公约》。随后,美国*环保局根据《公约》建立辐射环境检测系统网站,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该辐射检测系统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整个美国并且辐射检测网络点已经覆盖了全球。目前,美国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辐射环境监测法律法规体系。而中国的核辐射安全监管体系至1998年一直处于探索阶段,1998年,*核安全局整建制地并入原*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监管职能得到扩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得到加强和提高,被确立为环保工作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随后几年,有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多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核辐射法规标准体系,开始与国际*进水平接轨。2008年,我国核辐射监管体系逐渐步入正轨,核辐射监管机构发生变动,监管职能有所调整,职能划分更为明晰。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我国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综合性和专项安全检查。2013年,《核安全法》立法工作取得突破,被*人大常务委员会列为立法规划二类项目。尽管目前我国核辐射监管体系与欧美发达*相比仍存在十几年的差距,但伴随着核电技术的发展,核辐射监测检测技术也正大步发展。日前,由环境保护部(*核安全局)主导、中核集团承建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已正式开工,预计2018年10月完成一期工程。基地建成后将着重于监测仪器仪表等技术的研发,全方位提升我国核辐射环境监测检测水平,对于我国核辐射监管事业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核电发展,必须监管*行,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国*进的核辐射监测检测技术能够让人们不再“谈核色变”。附爱仪器仪表网热卖产品:白俄罗斯ATOM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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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任核安全局核电处处长的熊本和的回忆中,“核安全建局初期在短期内实现我国核安全监管模式与国际接轨”这一段经历特别深刻与清晰。他回忆到:“核安全局刚成立,局领导就做出了4项重大决定: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有关核安全的活动;加强与核能发达国家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签订双边核安全合作协议;在北京举办首次核安全监管讲习班,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的专家来华介绍核安全管理经验;将局内的技术骨干分期分批派往核能发达国家培训,学习国外核安全监管经验和模式。”在他看来,当时领导这些决策的笃定与决绝,使我国的核安全监管从高起点起步,对后来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要,是我国核安全监管工作的宝贵经验之一。

近两年来,中国核电营运单位逐渐开始对核设施工作人员的核安全文化意识进行自我评估,可以借鉴各国的经验,发布相关标准,发展定期评估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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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挂名在环保部下,独立于促进核能发展的部门,但是这种“挂牌结构”导致中国的核安全监管机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没有自己的人事权、财务权和外事权。目前,国家核安全局虽然增加了人员和经费,但其所肩负的责任与其所需的资源和权威并不匹配。

所谓“八项支撑”,一是审评许可,通过审评降低安全风险,通过许可落实安全责任;二是监督执法,加强监督范围和频次,对违规操作和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重处罚;三是辐射监测,完善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核设施监督性监测、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四是事故应急,建立综合协调、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准备和响应体系,完善核电集团应急支援制度;五是经验反馈,完善运行核电厂经验反馈信息平台和建造质量事件信息管理系统,形成经验反馈长效机制;六是科技研发,建立一批核安全技术实验室和开发平台,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核安全技术创新;七是公众沟通,增加核安全信息透明度,创新公众参与和公众沟通机制;八是国际合作,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信息共享、经验反馈,认真履行国际公约。

福岛核事故之后,各国政府为加强本国核安全,积极与国际社会交流和分享相关经验,由各国的核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在美国和法国,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和法国核安全局都参与有关核安全的国际合作和联络。因此,应该增加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家能源局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系渠道,帮助提高中国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0
年对中国核安全监管构架的同行评价中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然而,30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30年成就时,周生贤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核安全监管队伍已成为世界核安全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的核能发展、核技术管理主要由发展部门和监管部门负责。2008
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以后,中国核行业的政府主管权力划分给两个部门,一是由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能源局负责核电发展规划、协调核电国产化、履行核电管理等职能。另一个是工信部管理的国防科工局负责除核电之外的核工业管理、核出口管制、核保障、国家核事故应急等职责,工信部对外保留国家原子能机构的牌子,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另外,国防科工局还负责军用核设施的管理和安全。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管部门是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核安全的监管、许可证的发放、辐射环境的监测和放射性污染的防治。环保部对外保留国家核安全局的牌子。此外,核行业的管理和协调还涉及到科技、公安、卫生、交通、国土资源、铁路、民航、军队等其他部门。

同时,我国还将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致力于推进核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地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坚定不移地参与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导的核安全国际合作,坚定不移地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为实现持久核安全继续作出努力和贡献。(杨阿卓)

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核事故损害,各类生命财产、环境损失等赔偿将是天文数字。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核事故赔偿,应该完善核损害赔偿的法律建设,并且建立核安全基金,作为核损害赔偿国家资金的补充,可以参考乏燃料处置基金1的征收管理办法。通过这样强制性、低费率、长期性的征收机制来支持应对核事故发生时的资金问题。也可以参考美国的基金筹资办法,向营运商的每台核设施收取固定的赔偿储备资金。核安全基金,作为核事故赔偿的补充,应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由第三方管理,保证用于赔偿的基金部分的保值和升值。对使用范围、限额和批准权限严格规定,实行审批、支出两条线。基金的其余一部分可用于行业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安全管理办法的更新。核安全文化教育也可由核安全基金支出。

“30年来,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把握住了主要矛盾,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需要传承并发扬光大。”

与其他核电大国相比,中国的核能行业与核技术利用政府管理部门设置较为复杂,而且中国的核电发展管理格局历经多次改革,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和利益随之变动,容易造成职责划分不清、交叉重叠、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2010
年对中国的综合监管评审核安全监管构架的评估活动中也指出,中国在协调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部门的交流合作方面较为薄弱,中国核安全局需与工信部、卫生部和省市级环保部门等加强协调沟通,以明确各自职责。

10月29日,一场以“回顾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30年历程,总结30年监管经验,展望未来发展蓝图”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京召开。国际原子能机构,巴基斯坦核监管局,法国核安全局,俄罗斯环境、工业和核安全监管局以及来自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国防科工局、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的老领导和老专家……多方嘉宾的应邀出席充分显示了这一事件的重大。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0 年出版的《安全标准丛书》一般安全要求第一部分
“促进安全的政府、法律和监管构架”中指出,在有若干部门都对核安全负责任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有效协调和规定他们的监管职责,在相关立法中明确划分权利与义务,并确保各机构之间以备忘录和定期会议等形式进行有效的交流,以避免任何疏漏或不适当的重复。

“现代建筑学强调基础和支撑的力学搭配,强调四梁八柱。而核安全监管大厦的‘四梁’是法规制度、机构队伍、技术能力、精神文化;‘八柱’是审评许可、监督执法、辐射监测、事故应急、经验反馈、技术研发、公众沟通和国际合作。”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2004年-2008年——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第一批国控点投入运行

链接

2012年-2014年——开展核安全设备专项大检查和“违规补焊专项政治行动”
 

  1986
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国家核安全局对全国核设施安全实施统一监管。核设施在建造前和营运前,必须分别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核设施建造许可证》和《核设施运行许可证》后,方可动工建造和正式运行。可见,国家核安全局的独立监管是把握中国核电安全的严格关卡。随着中国核电和其他核能技术利用的快速发展,核安全监管的任务日趋繁重,监管难度也日益加大。“核安全规划”强调,要提高核安全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权威性、有效性,但是对于核安全监管机构的改进主要围绕在构建监管技术研发基地、提升监管能力方面,核安全监管体制仍然维持着原来的框架结构。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未来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通过夯实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大厦的“四座基石”,构筑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大厦的“八项支撑”,不断推动核与辐射安全工作稳步向前发展。

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促进核安全监管信息的透明公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2000年-2004年——环保部门将放射源相关活动纳入统一监管

核安全文化培育

我国核与辐射监管30年的实践中,几代核安全监管人在实践中一脚一脚“踩”出的核安全监管之路上,这样的宝贵经验很多。几经归纳梳理,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将其概括为:“四个必须”。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是一家国际非营利环保机构,自1970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为保护自然资源、公众健康及环境而进行努力。NRDC
在美国、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欧盟等国家及地区开展工作。
 

经验篇

充足和独立的财政资源是扩充人力资源和科研能力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与主要核电大国核安全监管机构的预算经费比较,中国核安全局的财政预算相对不足。2012
年,环保部的公开预算显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方面的支出预算为1.8
亿元人民币。平均到每台营运中与建设中的核电站上,中国的核安全监管经费约为法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一,与日本相当。中国应保障核安全局独立与充足的资金来源,确保其有能力雇佣数量足够的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优化员工待遇、提供技术培训、并独立发展相关技术科研项目。

2004年——建成首个国家放射源数据库

目前,中国核能对外合作的跨部门协调由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原子能机构(国防科技工业局)负责政府间核能和平利用的对外谈判和签约;外交部和科技部按职责参与谈判和相关配合工作;国家原子能机构牵头组织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多双边合作。由此可见,国家核安全局在中国核能对外合作中没有正式的地位和渠道。

所谓“四块基石”,一是法规制度,以《核安全法》立法为龙头,推动各层次文件的编制修订工作,不断完善核安全法规体系;二是机构队伍,充分发挥局机关管理协调、监督站信息反馈、审评单位技术支持的协同作用;三是能力建设,推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形成独立进行实验验证、校核计算、分析评价的技术能力,加大经费投入;四是安全文化,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根本方针,坚持“独立、公开、法制、理性”的监管原则。

核安全监管机构须有数量足够、技术权威和能够履行其职责的全职专业人员,并应该有自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论证标准,在审查和评定运行者提交的资料时,能够独立地进行安全监管审查和做出评定,评估顾问所做的有关技术评定。

一是必须遵从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基本规律,要牢牢把握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特有规律,培育系统性的安全文化,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落实纵深防御要求,确保核与辐射安全。

建议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应参与审查和指导每一层核应急计划的制定。对场内和场外核应急计划提供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提高应急预案的可实施性。全程跟踪核事故进展,及时对核事故的应对提出处理建议,或拿出事先制定的不同的应对措施。并且对国家核安全局所提供的技术指导、审查权限和参与程序进行详细规定,提高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核事故应急预案的可实施性和应急效率。

建立了“一套法规制度体系”,即核安全法规、制度体系。从核安全局成立之初出台《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至今,已形成包括1部法律、7部条例、29部部门规章、89部导则的法规体系,开创性地施行了分阶段审批制度以及全过程监督模式等机制,逐步实行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监管实际的制度。

而由于中国核电发展规模的加速扩大,原有核电骨干管理人员被稀释到更多的建设和营运项目中,大量非核领域的人员参与核电建设,很多外部承包商、建造单位的施工人员核安全意识淡薄,之前并没有受到系统的核安全文化培训,对核安全文化造成了冲击和淡化。工程公司应该将安全因素放在施工建设的首位,加强自身核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安全责任,对施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加强安全意识和安全技术培训,加强内外的沟通交流,鼓励员工对安全问题提出质疑,不能因为赶工而忽视操作规程,对承包商开展安全文化评估,提出改进措施,并监督实施。

三是必须坚持依法监管的基本原则。坚持审评从严、监督从严、执法从严,对违反核安全法规的行为绝不姑息,严惩不贷,保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中国核安全文化教育和相应制度建设不仅包括从业人员,更需要加强公众教育,公众如果能够从小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安全文化将贡献于全社会的安全发展。

二是必须坚持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理念。坚持把核与辐射安全作为最大的经济效益,坚持把核与辐射安全作为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坚持严格的安全监管就是对被监管者最有力的支持,坚持一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活动都必须全面贯彻“独立、公开、法治、理性、有效”的要求,坚守“认真、严谨、质疑、保守”的思想、态度和作风。

国家核安全局是核安全的监管部门,在核安全文化的主体中处于决策层的位置,对整个行业的核安全文化的建立起到外部促进的作用。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告诉我们,安全监管机构的安全文化对核安全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建立一套核安全制度,将核安全文化的建设作为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从企业的最高层贯彻到最底层,将核安全文化的培育与组织战略发展、管理体制相结合,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长久、多次、持续进行核安全文化培育,使“安全第一”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并在安全问题上鼓励提出质疑和不断学习。

  成就篇

  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之外,加强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链接: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基本法则》明确提出,监管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是一项国家责任。政府必须建立和保持有效的法律和政府安全框架,进行明确分工,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机构需要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充分的法律授权、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人力和财政资源。有效独立于许可证持有者和任何其他机构,并通过适当的通报和沟通机制向媒体、公众、相关方通报和咨询。

1984年——国家核安全局成立;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成立

加强核安全管监部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核安全国际合作

蓝图篇

  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世界上各核大国均拥有较为独立的核安全监管体系,监管部门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也是世界范围内核安全发展的趋势。2011
年的福岛核事故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各国核安全监管体系独立的步伐。包括韩国和印度在内,福岛核事故后依然坚持核电开发的国家,在核安全监管体制上均做出了改革,印证了中国顺应发展趋势,设立独立核安全监管部门的必要性。

亲历国家核安全局创建的核安全局原副局长臧明昌对我国核与辐射监管起步的艰难仍旧记忆犹新:“核安全局创建之初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调入技术骨干困难。这一方面当时的核工业部给予了大力支持,蒋心雄部长主持部党组会议,从核工业部所属对口部门调配技术骨干,由干部局和核安全局协商确定人选。”

日本福岛核事故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充分授权下的有效监管能力。

1994年——签署《国际核安全公约》;颁发首批民用核承压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资格许可证

为保证应急预案的可实施性,核安全监管机构应参与每一层核应急预案的制定,并对核应急提供技术支持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成立核安全管理司(辐射安全管理司)。

加强核安全监管机构人员和财政资源配置,以及专业性建设

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成就可以归纳为四个“一”:

  理顺政府核安全的管理职能,提高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有效性

1998年——并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0
年对中国核安全监管构架的同行评估活动中也指出,在核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独立性不足,组织构架不够清晰,人力和财力资源匮乏。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的刘黎明投入到一项对提升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水平影响深远的工作中——编制《核安全规划》。《核安全规划》全称《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以及2020年》,是我国核与辐射安全领域第一次由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牵头编制,并最终由国务院审议批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在信息公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安全标准丛书》中要求,并在2010
年对中国核安全监管构架的同行评估中建议,中国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在核设施选址、评审、建设、营运、退役和安全监督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向利益相关方公开政策、环境与核安全信息,并征求意见。

2008年-2012年——开展全国运行和在建核电厂、研究堆等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核安全公约》缔约方第五次审议大会在维也纳召开,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担任此次大会主席。

完善中国核损害赔偿机制与核损害赔偿法律

“这是中国环保发展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如是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10
年对中国核安全监管系统做出同行评估时也指出,中国需加强核安全相关立法。

我国核安全监管发展历程

摘要:  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之外,加强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日本福岛核事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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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成立于1984年。最早由国家科委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核安全局整建制并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核安全局的职能得到整合优化,实现了核安全、辐射安全和辐射环境的统一管理。目前,我国中央本级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由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三个核与辐射安全业务司、六个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和两个技术中心组成,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队伍。六个地区监督站分别为华东、华南、西南、华北、西北和东北监督站。两个技术中心分为核与辐射中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另有三个长期技术后援单位,并通过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对重要事项进行咨询审议。

发生核事故时,专业和充分的核应急预案与及时有效的响应机制,对核事故的有效控制和应对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

培育了“一支队伍”,构建了行政机关、地区监督站、技术支持单位三位一体、完整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组织体系,汇集了一批具有较高安全素养和技术能力的人才,为事业发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

加强核安全立法,尽快制定原子能法与核安全法

尽管有着核工业部大力支持,核安全局的人员也很快配齐,但仅有40人的编制,而且人员都较年轻,仍让工作的开展有些“捉襟见肘”——当时,美国核管会采用一体化管理体制,人员编制千人以上;法国采用小的政府机构加上大的技术后援单位的体制,仅下面的一个支持单位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研究所编制就近2000人。

核安全监管人员的数量不足和专业性的缺乏是中国核安全监管面临的最大隐患之一。虽然2011
年下半年国家核安全局扩编后,局机关加环保部直属的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和6
个地区的监督站,编制达到1000
人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核电安全监管人手不足的问题,但相比中国核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增加的专业人员依然不足。比如,美国有104
核电站,核管会有近4000
名核安全监管的工作人员,负责监管核设施、核材料、辐射防护和废物管理等。而在中国,正在运行和正在建设的核电站有47
座,核电发展规模仍在不断增大,与美国相比,核安全监管人员的数量凸显不足。

《核安全规划》为我国核电重启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也掀开了新时期我国核能监管事业的又一新篇章。

世界上的主要核电大国都在核电发展的初期制定了原子能领域的基本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原子能领域中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目前,中国在关于原子能方面的国家法律层面上只有2003
年开始实施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还没有一部统领核活动的上位法。中国于1984
年首次启动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由于核工业主管部门不断调整、相关部门各自为政、能源法的一拖再拖,使原子能的立法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现有的核相关的法律、法规、安全条例和部门规章中,有些颁布至今已经20
多年,难以适应新的核电发展形势与核工业格局。中国多个部门涉及核安全的管理和监管,由于各自背景、宗旨和行业的限制,造成权力的分散和重复。上位法的缺失令核能发展格局难以稳定,监管活动没有充分和法定的依据和授权。核安全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不够,与承担的监管任务极不相称。行业管理部门设立的各类行政许可也只是依据部门颁布的相关的行政法规。这些都需要上位法的规范,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和明确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对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利用,放射性废物的处置,核损害赔偿,核安全与核保障等从全局上进行规范和保障。

“过去30年间,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事业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广阔舞台上,从无到有,历经风雨,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核安全监管队伍已成为世界核安全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的核事故应急实行三级应急组织体系和三层核应急计划。在这三层核应急计划中,只有场内应急计划最后由国家核安全局审批。而场外应急计划由核电厂所在的省级地方政府制定,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审批;国家核事故应急计划由国务院审批。
在“核安全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细化核电集团在核事故应急工作中的职责,完善集团内部的应急支援制度;提高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和监测能力以及预案的可实施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专门的核能主管部门,加上人员和专业性的限制,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制定完善核应急计划。国家核安全局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核电厂的安全监管、事故调查、辐射监测,对核电厂的设计运行、事故评价有深入了解,并且对核设施从选址、设计、建造、运行、退役进行全过程的监管,能够对核事故的应对措施提供准确而有效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国家核安全局在地方设有监督站,在核电厂有驻场监督员,所以,应该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

“先后经过5次集中编写,几十易其稿,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之后两次大范围征求意见,并通过专家论证和部常务会审议后,上报国务院;规划先后两次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按要求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于2012年9月获得国务院批复。”
虽然刘黎明叙述平实,但其间的艰难、曲折在几个数字中已经展露无疑。

四是必须注重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构建完备的环境监测和事故应急体系,确保核事故一旦发生就能有效应对。

练就了“一组能力”,引进和配备了一批软件和硬件设施,使得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校核计算和独立验证能力、核安全监督检查能力、辐射环境监测能力、事故应急能力、核安全技术研发能力和公众沟通能力取得了进步。

弘扬了“一种文化”,即核安全文化,从业人员建立了一套价值观和基本态度,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根本方针。

1988年——国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全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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